“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彭飞, 胡锦琳, 伏捷, 富宁宁

热带地理 ›› 2021, Vol. 41 ›› Issue (6) : 118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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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理 ›› 2021, Vol. 41 ›› Issue (6) : 1188-1198. DOI: 10.13284/j.cnki.rddl.003398
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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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Network of Aquatic Produc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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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亮点

水产品贸易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水产品有效供给、维护渔业产业链的重要措施。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扩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选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分析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发现：1）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变化可划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2）水产品贸易网络密度逐渐增大，空间集聚和网络凝聚力逐渐增强，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呈现小世界的特性。3）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稳定，核心国家的贸易联系紧密，贸易额占整体的一半以上，多边、双边贸易流存在差异，贸易网络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地理区位及距离对其组团有间接的影响，社团划分呈现层级性和地理临近组团的特点。4）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异特性较为明显，重要节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间中心度高的国家和接近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具有趋同性，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的网络中心性影响力较弱。5）在核心国家的水产品市场结构中，中国占据较大份额；国家间的关系变化引起市场结构发生调整；中国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结构比较单一，进口和出口产品分别主要集中在冻鱼和水产品制品。

HeighLight

Aquatic products tra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ne economy, and a key measure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maintain the fishery industry chain. Optimizing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network is greatly significant in guaranteeing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the help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Database, in this study, we select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data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2000 to 2019, measure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network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analyze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 structure of countries located along the lin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changes in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2000 to 2019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steady growth period from 2000 to 2008, and the fluctuating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2009 to 2019. Second, the density of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network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network cohesion are being gradually enhanced,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network i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cosmopolitan. Third,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network is stable, and the trade of the core countries is closely linked,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trade volum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distance indirectly affect the group. The division of communit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y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de flow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rade cyberspace is obvious. Fourth,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quatic products trade network are relatively obvious. The important node countri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with high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countries with high closeness centrality have convergence, and the network centrality influence of East Africa and the Red Sea coastal countries is weak. Fifth, China occupies a large share of the aquatic products market structure of the core countries. The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untries causes adjustments in the market structure. The import and export structure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ingle. The imports consist mainly of frozen fish, while the exports consist mainly of processed aquatic products.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水产品贸易 / 社会网络分析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 trade of aquatic products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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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飞, 胡锦琳, 伏捷, 富宁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分析[J]. 热带地理, 2021, 41(6): 1188-1198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398
Fei Peng, Jinlin Hu, Jie Fu, Ningning Fu. The Trade Network of Aquatic Product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J].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6): 1188-1198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398
随着海洋的资源性、经济性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价值被人类发掘，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日益成为人类解决陆地资源枯竭的重要途径（彭飞 等，2020）。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和人类对高质量水产品需求日益增大等刺激下，海洋水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各国首要目标，水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同时也对国家（地区）的水产品及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Fabinyi et al., 2017）。水产品贸易的经济增加值逐年上升（王洪增 等，2010），其日益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一鸣 等，2021）；与此同时，国家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在关乎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充当着深化双边及多边国家（地区）文化互信与友好往来的重要纽带角色（王倩 等，2017；曾迪 等，2021）。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水产品生产、消费、贸易大国，同全球各国的水产品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49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361.6亿美元 1，中国水产品贸易在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世界水产品贸易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郭书克，2017；李晨 等，2021）。近年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实施促进下，区域经济合作焕发新的活力（许阳贵 等，2019），商品进出口市场更为便利（Erokhin et al., 2018）。2017年中国政府出台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倡议文件，为水产品贸易搭建了便利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发展，中国同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总额占其全球水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5.12%上升到2019年的20.78%①；在此推动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因此，探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对推动水产品贸易发展以及中国在水产品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分析国家间贸易关系提供研究工具（邹嘉龄 等，2016），该方法将国家抽象为节点，国家间的贸易流抽象为边，这样便将若干国家（地区）间的贸易行为构成一个国际贸易网络（程静静 等，2021）。此外，该方法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可视化处理和数据分析，可直观清晰地呈现各个国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位置、角色和权力，还可以揭示水产品贸易社团划分。当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产品、服务等的国际贸易分析中（Fair et al., 2017；龚炯 等，2021），对水产品贸易的研究则集中在贸易影响因素（Edmund et al., 2012；张瑛 等，2020）、贸易潜力、竞争力及比较优势（Luo et al., 2017；刘志雄 等，2020）、贸易摩擦对水产品贸易的影响（卢昆 等，2021）等方面。目前国内外水产品贸易网络研究以整体贸易网络为对象，如通过水产品（尤卡坦海参）贸易网络了解当地的市场结构体系（Vidal-Hernandez et al., 2019），分析全球海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和演变，并将贸易与环境影响和粮食安全联系起来（Gephart et al., 2015），利用小规模渔业购买者的贸易网络关系确定其类型及适应能力（Gonzalez-Mon et al., 2019），以及运用复杂网络研究中国水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杜文奇，2020；李晨 等，2021），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水产品贸易网络的一些重要特点，但由于研究尺度及内容的局限，不足以反映特定研究区域的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其相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林春培 等，2018），作为世界上水产品贸易的重要区域，已有研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双边、多边水产品贸易及整体性的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关注较少。贸易网络可以直观反映沿线国家间水产品贸易关系的变化，并可探究沿线国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因此，本文利用水产品贸易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刻画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分析其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以明晰沿线国家彼此间的贸易联系及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并探究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以期对丰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水产品贸易网络相关文献的研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数据

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 2入手，考虑到沿线国家在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经济通道向外辐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桥梁沟通作用以及数据的可利用性（老挝暂未加入计算），选取沿线3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图1）。
图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空间地理范围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National spatial geographic scope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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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UN COMTRADE数据库 3中编码为HS的水产品贸易数据，为方便统计，将水产品分为8个品种，分别是活鱼（0301）、鲜冷鱼（0302）、冻鱼（0303）、熏鱼（0305）、甲壳动物（0306）、软体动物（0307）、水产品制品（1603、1604、1605）以及其他（0304、0308、051191、1504）。在数据时间间隔选取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契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表征，选取新世纪初期20年即2000—2019年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采取选择重要节点的原则，以加入WTO初期的2003年，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的2013年以及反映近年来水产品贸易情况的2018年为时间节点，探究国家间水产品贸易的特征。
本文定义水产品贸易的进出口之和为水产品贸易的总额。为宏观把握2000－2019年研究区国家的水产品贸易整体变化轨迹，本文结合世界范围内各国水产品贸易总额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图2），研究区和全球水产品贸易总额呈现大致相同的上升趋势。从两组数据差距逐渐增大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前（2000－2008年），全球水产品贸易额和研究区域国家水产品贸易额数值较低，增长速度缓慢。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2009－2019年），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逐渐回暖，水产品贸易出现短暂下跌后日益回升，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因此，综合考虑后将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额变化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为平稳增长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额增长起伏平缓，但总体数值相对较小，此阶段研究区内部贸易额增速达到11.8%，高于全球贸易额增速8%；其中，2001和2005年呈现小幅度下降，随后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第二阶段2009－2019年，为波动发展期，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研究区域内31个国家呈阶梯式发展，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水产品市场需求疲软，2015年两者贸易额出现短暂下跌，此阶段研究区内部贸易增速增加到12.2%，而全球贸易增速不及上一阶段的五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对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起良好的促进作用，研究区内部贸易发展快速且稳定，发展前景良好。
图2 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阶段划分

Fig.2 Phase division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during 20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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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中心性的分析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刘军，2007）。中心度则是对个体行动者即节点中心地位的量化研究。本文选择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3个中心度指标量化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中各个节点国家的中心地位。将31个国家定义为节点，各国之间的水产品贸易定义为边，边的权重为贸易额，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网络，通过计算网络密度、平均路径、聚类系数、中心性等指标，探索网络整体特征及其中各节点的作用大小。

1）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可反映网络中节点间的紧密程度，定义为实际存在关系数与理论上的最大关系数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刘军，2007）：
D=2LN(N-1)
（1）
式中：D表示无向整体关系网络的密度；N表示行动者的个数即网络节点数；L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目即边的数目。D的取值范围为[0, 1]，其值越大，表示网络内国家间贸易的联系越密切（潘峰华 等，2015）。

2）网络中心性模型

点度中心度用来衡量水产品贸易网络内部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一个节点的连线越多其中心度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联系越密切，影响力越大，排名越靠前。计算公式为（刘军，2007）：
CDi=∑XiN-1
（2）
式中：CD（i）表示点i的点度中心度；∑Xi表示与点i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N-1表示i节点的最大可能的度数。
中间中心度衡量的是国家是否处于网络路径交叉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国家间水产品贸易的往来，中间中心度越大，说明国家越重要，对贸易交往的控制也越大。计算公式为（刘军，2007）：
CBi=2∑j=1;k=1;j≠k≠i,j<kNgjkigjkN-1N-2
（3）
式中：CB（i）表示点i的中间中心度；gjk表示点j和k之间存在的捷径数目；gjk（i）表示点j和k之间存在的经过点i的捷径数目。
接近中心度用来刻画一国与其他国家的接近性程度，同时也是衡量一国水产品贸易不受他国控制的程度，其值越小，说明越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计算公式为（刘军，2007）：
CCi=1∑j=1;j≠iNdij
（4）
式中：CC（i）表示点i的接近中心度；dij表示点i和点j之间的捷径距离。

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演化

2.1　网络统计特征量

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规模选取网络密度及联系（边）进行统计（表1），可以看出两者均呈现上升的趋势，网络密度逐渐增大，国家间联系（边）日益密切。其中网络密度从2003年的0.604 3增加到2018年的0.679 6，2008—2013年网络密度值增长较快，边数增加了近8%，水产品贸易网络中逐渐增加了新的贸易联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
表1 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统计特征量

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network of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during 2000-2019

统计特征 统计指标 2003年 2008年 2013年 2018年
网络规模 网络密度 0.604 3 0.610 8 0.658 1 0.679 6
联系(边) 562 568 612 632
小世界性 平均路径 1.346 1.333 1.310 1.277
聚类系数 0.854 0.864 0.869 0.857
此外，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水产品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由1.346减少到1.277（见表1），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高。同时，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聚类系数不断上升，2018年聚类系数低于2013年但仍高于2003年，网络空间凝聚力增强。

2.2　网络拓扑结构

网络拓扑结构的呈现选择k核分解算法求得处于网络中心的节点，其较度数和介数等节点属性反映节点传播效率更有说服力，核数的信息传播影响力更稳定，因此将其作为信息传播更稳健的节点根据（Maksim et al., 2010）。核心—边缘模型的分析可以直观反映节点国家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大小及其所处的位置，以4个时间节点依据为例作可视化分析，以便分析水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的影响力、所处位置的变化及社团划分（图3）。通过测算核心度数据，分别以0.1和0.01作为核心和半边缘、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划分的界定依据，分析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国家（陈银飞，2011）。
图3 2000—2019年水产品贸易关系网络演化
图注：1）连线的粗细表示国家间贸易额的大小；2）节点大小表示k核；3）节点的颜色表征网络中社团划分的结果，其中绿色为社团一、红色为社团二、黄色为社团三、蓝色为社团四；4）节点的形状表征核心—边缘分析的结果，圆圈为核心国家，正方形为半边缘国家，三角形为边缘国家。

Fig.3 Evolution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relationship network during 200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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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六国始终为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国家，与各自的世界主要渔业大国地位相符，但各国间的水产品贸易也存在差异。中国在网络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这同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等密不可分。菲律宾核心国家的地位在上升；新加坡的核心国家地位在下降，在2018年成为半边缘国家；缅甸在2013年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南亚及波斯湾沿岸、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为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核心和半边缘国家的k核值较大，与其所处的位置保持一致；而一些边缘国家的k核值也较大，说明其信息传播影响力较稳定，在网络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核心位置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国家组团情况看，2003年社团一的国家分布在3个层级，较为均匀，其后的3个年份（2008、2013、2018年）主要集中在核心国家，影响力较小；社团二的国家空间移动能力较强，2003和2008年主要分布在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此外2013和2018年在核心国家中均分布有该社团国家，且在3个层级分布较为均匀；而东南亚国家受社团二的影响较大，演化趋势为由社团三转向社团一，进而逐渐脱离社团一而加入社团二。社团三的国家成员及数量分布较不稳定，主要是在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中。社团四的国家数量较少，主要是在边缘国家，分布在整个研究区域偏西部，且成员变化较大，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弱。其中，苏丹由于受到国内政局的冲击，在2003和2008年均以孤立点的形式出现，在南苏丹独立后逐渐参与到水产品贸易网络中，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逐渐加强，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获得的发展机遇日益增多。

2.3　网络中心性分析

运用Ucinet软件测算出2003、2008、2013和2018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节点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并统计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表2）。
表2 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中心性指标排名前十的国家

Table 2 Top 10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 terms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network centrality index during 2000-2019

年份 排名 国家 点度中心度 国家 中间中心度 国家 接近中心度
2003 1 泰国 15.08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625 泰国 61
2 中国 11.400 泰国 5.12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2
3 新加坡 11.020 阿曼 3.058 中国 62
4 马来西亚 10.363 中国 3.053 印度尼西亚 63
5 印度尼西亚 10.032 印度尼西亚 2.206 新加坡 64
6 印度 5.493 巴基斯坦 1.990 阿曼 64
7 越南 4.832 科威特 1.778 马来西亚 64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169 伊朗 1.771 巴基斯坦 64
9 沙特阿拉伯 2.918 马来西亚 1.585 科威特 66
10 菲律宾 1.910 新加坡 1.585 印度 66
2008 1 泰国 13.679 也门 5.911 泰国 61
2 中国 12.209 泰国 4.56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2
3 马来西亚 9.41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869 越南 63
4 印度尼西亚 6.881 沙特阿拉伯 3.006 马来西亚 63
5 新加坡 6.449 新加坡 2.386 印度 63
6 越南 6.056 马来西亚 1.933 新加坡 64
7 印度 3.918 越南 1.933 也门 64
8 沙特阿拉伯 3.202 印度 1.933 中国 64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990 科威特 1.694 印度尼西亚 65
10 埃及 2.614 中国 1.214 科威特 66
2013 1 中国 12.92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413 中国 31
2 越南 8.715 中国 4.53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1
3 泰国 8.262 泰国 4.534 泰国 31
4 印度 6.016 新加坡 3.167 新加坡 33
5 马来西亚 5.766 沙特阿拉伯 2.275 印度尼西亚 33
6 印度尼西亚 4.198 埃及 2.218 马来西亚 33
7 新加坡 3.493 马来西亚 1.994 越南 34
8 缅甸 2.180 印度尼西亚 1.994 阿曼 35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906 越南 1.633 印度 35
10 沙特阿拉伯 1.904 阿曼 1.426 沙特阿拉伯 36
2018 1 中国 17.284 新加坡 4.230 中国 31
2 越南 11.01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592 新加坡 31
3 泰国 9.984 中国 2.803 马来西亚 31
4 印度 7.189 马来西亚 2.803 泰国 31
5 印度尼西亚 4.343 泰国 2.803 印度尼西亚 32
6 马来西亚 4.196 沙特阿拉伯 2.36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2
7 菲律宾 2.933 印度尼西亚 2.320 阿曼 32
8 新加坡 2.885 阿曼 2.246 越南 34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611 印度 1.772 印度 34
10 沙特阿拉伯 2.347 越南 1.506 沙特阿拉伯 35
1）点度中心度。从测算结果看，随着时间的变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点度中心度排名靠前的国家变动较小，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主。泰国和中国一直占据排名的前三位，说明其与沿线国家之间水产品贸易联系始终较为密切，且在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越南的点度中心度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第七位跃居到2018年的第二位，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重要性逐渐凸显。与越南态势相反，新加坡在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从2003年的11.020下降到2018年的2.885，在网络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影响作用日益减弱。而印度在网络中的地位波动上升，但上升速率缓慢。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排名地位稳中有动，但基本保持不变。
2）中间中心度。根据测算结果可知，首位国家的数值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点，前十位的国家排名变化较大，国家间存在较大的竞争力。具体来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地位较为稳定，处于水产品贸易网络的领导地位，说明其“中介”能力突出，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强，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6.413。新加坡的中间中心度从2003年（1.585）排名第十位一直上升到2018年（4.230）的第一位，其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波动起伏，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4.534，对网络的控制力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泰国的中间中心度数值呈现下降趋势，但其地位一直维持在前五位。
3）接近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较为稳定，主要有中国、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各国间接近中心度值相差较小，由此可知这些国家间水产品贸易频繁，贸易联系紧密，在贸易中处于中心地位。2003和2008年的整体接近中心度大于2013和2018年，说明随时间变化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间贸易往来逐渐增多，联系日益密切，受他国影响的程度减小，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空间可达性整体变好。
综上可以看出，水产品贸易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与沿线其他国家间的水产品贸易联系紧密，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具有较大的控制力，其网络核心位置和中介能力突出，这得益于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等因素；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排名前十位国家的重合度从2003年的50%上升到2018年的90%，排名前后略有差异，而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有较高的趋同性，且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结构分析

3.1　贸易市场结构

根据上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得到不同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2003年7个核心国家的贸易总额占研究区域贸易总额的80.8%，2008年7个核心国家贸易总额占比为76.4%，2013年增至9个核心国家且占比达到81.4%，而到2018年核心国家减少为7个且占比下降到76.6%。综合来看，核心国家贸易总额占比超过一半以上，因此，以核心国家为例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市场结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此部分暂不考虑缅甸（图4）。
图4 核心国家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

Fig.4 Market structure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of cor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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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国家的市场结构中，中国均占据一定的份额，但在7国中占比情况各不相同，在越南的市场结构中占比较大且稳定在40%左右，而在新加坡的市场份额中占比较少。泰国与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市场中占比大。越南的市场结构中除中国外，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占据剩余的大部分市场结构。菲律宾的市场结构在2003年较为单一，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两大主体占据较大比例，地理邻近性成为两国贸易往来的天然优势；其后中国、越南逐渐在其市场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从中国与菲律宾双边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看，中菲关系的曲折发展并未对中菲水产品贸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自杜特尔特政府执政后，中菲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在2017年中菲水产品贸易总额突破7亿美元，中国在菲律宾市场中占据将近60%的比例。而泰国在各个国家中所占份额也较大，其本身的市场结构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比重在减少，越南的比重在上升。马来西亚的市场结构相对稳定，印度尼西亚在其中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新加坡的占比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而同越南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与泰国的贸易联系减少。印度尼西亚的市场结构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占比减少，同越南的联系加强。新加坡同越南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多，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联系变弱，同菲律宾和印度的联系基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印度的市场结构以中国和越南两大经济体为主，呈现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2003和2008年中国占据优势地位，而2013和2018年越南占据印度市场的核心，这同中印关系发展密不可分，“帐篷对峙”“洞朗对峙”等冲突事件使得国家关系紧张，对这一阶段的双边贸易造成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如2013年中国出口印度的冻鱼减少，而出口到越南的冻鱼却大幅提升。

3.2　贸易产品结构

从市场结构的各个国家占比情况看，中国处于重要的地位，因此，以中国视角分析同其他核心国家水产品的产品结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能更好地为中国水产品贸易的进出口市场及产品类型提供理论借鉴（图5）。
图5 中国同核心国家水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a. 中国进口；b. 中国出口）

Fig.5 The product structure of aquatic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re countries ( a. China import; b. China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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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进口产品结构看（图5-a），主要以冻鱼和甲壳动物为主，从各个国家均有进口，2008和2018年从新加坡进口占有的比重较大，而鲜冷鱼少有进口；活鱼进口比重普遍低于10%，2013和2018年菲律宾的活鱼进口市场一家独大，占比达30%以上；冻鱼的进口呈现下降的态势，而活鱼和甲壳动物则上升，这也反映出市场需求及技术支持的调节作用对贸易的影响；熏鱼的进口国家主要为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且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菲律宾成为熏鱼的一大重要进口市场，并替代2003年的新加坡进口市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软体动物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中国进口的水产品制品较少，在2008年从菲律宾进口的比重较大；其他类产品主要从越南进口。
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看（图5-b），中国以劳动力资源和科技等为支撑，出口产品类型主要为水产品制品和冻鱼，两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甲壳动物的出口在2003年较为集中；活鱼出口极少，最为明显的是在2018年出口越南；软体动物的出口较不稳定，2013和2018年出口泰国较为明显；鲜冷鱼在2003和2008年出口新加坡较为明显，但仍不足10%。整体来看，中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以冻鱼、甲壳动物和水产品制品为主，且冻鱼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进出口产品互补性较强。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1个国家的水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网络结构上，水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复杂性逐渐增强。随着国家（地区）间的贸易联系不断增强，网络密度不断增大，各国贸易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网络的小世界特性愈发明显，网络的可达性和传输效率逐渐提高；水产品贸易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印度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处于核心位置，中国逐渐占据绝对核心国家的地位，南亚及波斯湾沿岸国家以及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国家居于网络的边缘位置；社团的划分呈现层级特点和地域邻近组团，各类社团分布特征较为明显，社团成员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重组整合。
2）时空结构上，水产品贸易总额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各国的地缘环境、资源条件等时空上的差异，各国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影响存在差异，多边、双边贸易流差异显著，贸易网络空间上的非均质性特征凸显，国家间贸易地理辐射范围覆盖面逐渐变广，贸易流逐渐增大。
3）贸易结构上，核心国家的水产品贸易总额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占比达到一半以上，整体市场结构较为稳定；政治环境安全稳定是经贸合作开展的前提条件，既包括国内政治安全稳定也包括国际贸易环境宽松，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与友好状态导致市场结构发生调整变化，进而影响两国的水产品贸易往来，产品替代较为明显；核心国家市场结构中，中国水产品占据较大份额；此外，中国同核心国家的水产品贸易中，进出口产品分别以初级水产品和水产品加工产品为主，产品品种单一，多元化特征不明显，产品结构有待优化调整。

4.2　启示

水产品贸易合作发展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通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水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贸易结构分析，得到以下启示：
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发展前景良好，中国应继续深入推进倡议的建设发展，不断提高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建立长久稳定的贸易网络，促进贸易便利化、绿色化、低成本化，降低贸易投资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2）各个国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中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但距离成为水产品贸易强国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高其在水产品贸易网络中的话语权；深化促进沿线各国间的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往来，在水产品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因技术落后而制约水产品贸易发展的状况，充分发挥沿线各国资源优势，在保障水产品粮食供应安全的同时实现资源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3）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积极调整优化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同原有稳定的水产品贸易市场结构中的国家展开经贸联系的同时，寻求新兴市场，借助沿线国家人口规模庞大这一优势，积极扩大“朋友圈”范围，进而提高对水产品的需求量，从而激发更大的贸易需求，推动沿线各国合作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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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数据来源：https://comtrade.un.org/data/，经计算所得。

2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jggg/16621.htm。

3 https://comtrade.un.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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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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